前言

12月16日澎湃新闻的《流水线上挣扎的写诗者：成名后反而看清“写诗不能改变命运”》与12月19日《北京皮村工友之家被逼迁》的文章相继在朋友圈刷屏。前者因电影《我的诗篇》而成名的蓝领诗人邬霞并没有找到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后者北京皮村作为坚持14年服务于打工群体的社会公益团体“北京工友之家”以及“全国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设的重要平台”于近日被告知“12月底必须退租”，其所在的出租地从10月中旬起已被断电。这不禁让人联想其他蓝领诗人的命运、蓝领工人的文学之家是否正面临同样的困境？蓝领工人文学该何去何从？

以皮村为代表的“飘摇”工友之家

多年前，皮村的工友们就唱过自己写的歌：“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没有我的家。”

皮村，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全村两万多人口，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农民工曾表示：“刚进城，我们住在三环，后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又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在“城里人”看来，皮村是城乡结合部，混乱肮脏、荒凉闭塞、了无生气；可在工友的眼中这是他们的家，他们通过集体劳动、一砖一瓦地建起了工人剧场、子弟小学、打工博物馆和社区工会，让这破败的远郊逐渐热闹了起来。更具知名度的新工人艺术团和打工春晚，也是从北京工友之家发源并形成了全国性影响，从这里诞生的一系列原创文化艺术作品，包括歌曲、相声、话剧、微电影、纪录片、大型歌舞晚会、艺术节等，而这亦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讨论。

皮村成了“北京乃至全国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设的重要平台”。迄今为止，北京工友之家已有14年历史，其间曾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也吸引了众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前来开设文学课堂和其它形式的服务。

然而，在今年隆冬时节，传来了工友之家被迫迁出的消息，目前已被断电，社群里的人不得不忍受天寒地冻。不止是北京皮村，早在2012年深圳十余家劳工NGO（指民间公益组织）就遭遇了一场“寒流”：在多个部门不断上门检查、房东断水断电逼迁的情况下，数以千计的农民工流离失所；如成立了十年的深圳巿小小草工友家园。
工人文学现实生活中的冷与热

飘摇的工友之家，现实内外的工人文学的热与冷。出租屋里翻唱《春天里》的“旭日阳刚”组合，在视频网站上借由亿万劳动者的下载与分享，登上了作为民族国家仪式的央视春晚，同时也出席了皮村工友之家主办的打工春晚。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写下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几乎成为了中国网络诗坛的年度金句。诗人的坠楼离世引发了全社会的震动和对当代劳动者精神状况的大讨论。许立志、邬霞和其他打工诗人的诗歌被拍成记录电影《我的诗篇》广为流传，甚至在2015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2015年5月23日，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我的诗篇》在天津大剧院的小剧场里上演。

一切看起来似乎是那么的美好，工人文学备受关注，多篇报道、媒体访问层出不穷，可是，喧嚣之后呢？“旭日阳刚”以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却以与汪峰的版权撕逼大战失败告终，从歌坛迅速陨落；邬霞因《我的诗篇》成名后，出席了多个光鲜的颁奖典礼，跟娱乐明星一起红毯走秀，然而这至今不能帮她获得一份写字为生的工作；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在2015年一年间斩获几乎全部国内的纪录片大奖奖项，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也入围了台湾金马奖和全球最大的纪录片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但直到2016年10月20日，《我的诗篇》官方微博仍在发布寻找宣发公司的消息：“国内尚且没有一家发行公司对这部影片的全国院线发行有足够信心。”；天津大剧院把打工诗歌引入剧场却备受争议，某些媒体甚至发声《炸裂之后的沉默，打工诗篇已死于舞台！》。

这些无不印证着工人文学生存之难，发展之难。新工人艺术团主唱许多在最新创作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民谣《红五月》中唱到：
那么多兄弟姐妹在流浪/那么多绝望挣扎在沸腾/那么多人终将走到一起/火红的五月/只有你我新的登场。

思考与展望

1、新时代下，工人面临的是自身主体感的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空白。

笔者以为没有几亿新工人的血汗，就没有中国的发展与腾飞。可是在逐渐资本化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势如破竹，皮村既是一个边缘的幽暗角落，又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典型缩影，这里是城乡结合部，也是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的打工者的聚居地，生活安放之所。而当这一片土地因集体土地之争而退租，他们在偌大的北京又该何处安放，何去何从呢？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写作组成员李若在其微博上发声“难以想象，天寒地冻里，断电两个月，老人小孩儿怎么生活？月底能搬去哪里？”

曾几何时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是非常令人自豪的事，甚至有些人不惜动用关系争取成为大型国企的工人。工人诗歌备受推崇；而不知从何时起，越来越多的人不屑于成为工人成为蓝领，而工人诗歌也逐渐消逝在大众视野中，甚至有人认为工人诗歌不能登入大剧院。当廉价的农产品使得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无法经由土地的产出挣得更好的生活，甚至供不起子女上学，他们不得不涌入城市外出打工，而城市给他们提供的一切都是低廉的——低廉的工资、低廉的社会保障、低廉的住房和消费、低廉的人格尊严——因为他们本是农民，农业劳动获得的报酬与之相比更加低廉。而他们付出青春和血汗，给城市带来的是高楼大厦、宽街平路、花园洋房，是各种商业诉求下的标准化服务，是世界工厂拉动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贡献，几亿打工者群体不仅无法得到应有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更为缺失的是应有的政治尊严和文化尊重。他们面临的更多的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徘徊在城乡之间的窘境，面临的是具备自身主体感的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空白。

试问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几个打工博物馆？有几个新工人剧场？有几个打工者创办的同心互惠商店？有几个聚焦于工人生存的电影？但是在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打工者人群。

2、工人文学虽无法完全改变个体命运却发挥着其舒缓个人以及阶层冲突的润滑剂作用，致力于构建对话与改良的社会共识，对社会形成多赢的效应。

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是由理性的社会共识和反思开始的，而蓝领工人诗歌可以充分发挥文字对于凝聚社会共识的理性力量，并把诗歌作为与强势资本对话和寻求工作环境改良的重要诉求方式。

正如电影《我的诗篇》中的打工诗人老井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十年前有机会调到地面上，他拒绝了。理由是，创作煤矿题材作品且还在一线工作的写作者太少，他愿意留在井下，用文字让更多人了解矿工的故事。

最为重要的是，在改变不是那么快的到来时，安顿好辛苦劳作的身心灵。曾是多年铸造工的诗人杏黄天表示：“诗歌所处理和安放的，是我们生命中理性无法处理、无法言说的恐惧与情感及需要；当宗教、哲学、道德等无法给我们安慰之后，当科学、物质化的边界一再扩大而我们的情感无法安顿之后，是理性一再深入黑洞而情感的黑洞也一再被挖掘之后，我们被要求：沉思，写诗。”

而女蓝领工人邬霞的诗《吊带裙》，或许就是一种超越琐碎艰辛之现实生活的精神慰藉：人生本该一半活在有时显得残酷的现实里，一半活在可以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里。

3、随着互联网和社群效应的兴起，工人文学正逐渐改变这个阶层的生存现状，未来将更大力度促进阶层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6月，深圳庆盛服饰厂的数百名工人因工厂搬迁发起了维权，这些为优衣库生产成衣的缝纫女工们，通过多个关注劳工权益的微信公众号发起众筹募捐，支援他们维权。而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工权益账号正在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工运动动态在社交网络中扩散，甚至制造出爆炸性的话题。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由关注人数不足数百人的微信公众号“劳工互助网”发布的东莞制衣厂千名工人维权的报道，竟然会在三天内获得10万以上的点击量。富士康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更是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获得了出版。

由此可见，数亿新兴劳动者们的点击、围观、众筹和讨论无疑在改变着中国，工人文学正通过互联网以及社群效应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阶层的生存现状并引起社会共鸣，推动这个阶层生活的改善；相信未来也将更大力度地促进这个阶层的最大发展。

资料来源：
《优蓝网王云雷：工人诗歌是阶层冲突的缓冲剂！》
《苦难与梦想的团结：信息时代的新工人文化｜众学者关注皮村》
《李晨：给打工者办春晚的NGO为何被逼迁？志愿者这样说》

2016年12月《富士康考虑在美国设厂投资》《曹德旺跑了》等一系列文章刷遍了整个朋友圈，前者发布公告，称正在评估美国地区潜在的投资机会，借此扩增当地营运业务；后者投资十亿美金在美国建厂，称在美国生产成本更低，利润更高，引发业内热议至今。甚至多篇10万+公号文章称，曹德旺的遭遇是中国制造企业的缩影，中国制造赴美增多或因中国制造成本走高？

据悉，在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罗来纳州（以下简称南卡州），有32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正在筹建、运营。一些公司已经在南卡州运营了近20年，比如海尔集团，中建公司。行业涵盖汽配、化工、机械、家电、半导体、纺织、材料、物流等。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前往美国南、北卡州选址投资。玻璃大王曹德旺因为宣布将投资10亿美金到美国建厂做汽车玻璃备受热议，谈及为什么到美国去建厂，曹德旺算了一笔账：

一是美国的土地基本不要钱，买地的钱政府各种补贴后等于没花钱；二是美国的电价便宜，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三是物流成本比中国便宜；四是综合税负比中国低。

这样算下来，中国制造成本确实比美国贵。以曹德旺投资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制造赴美增多真的因中国制造成本走高么？是个案还是缩影？笔者以为，制造成本或非主因，更多考虑市场、原料、物流等综合因素。

死亡税率致使成本增高？

从制造成本来看，其争议主要在于中国的“死亡税率”问题。笔者以为这似乎有夸大之嫌，若是真是死亡税率，那中国制造业早已不复存在。

这一说法不靠谱，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没有实际依据和调查口径，更多属于情绪表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对《经济日报》记者分析说。其次，“我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税率，在世界范围并不属于最高水平”。白景明说，看一个国家企业税负是否过高，一个研究角度就是“抓主要矛盾”看主体税种的税率水平。以增值税为例，我国最高档为17%，与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增值税最高档相比并不算高。再次，计算税负的统计口径出现偏差。有企业家称“中国制造业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就把保险费、土地成本、电价成本，甚至“五险一金”等成本，统统“算账”计入税收负担，从而得出税负过重“逼死”企业的结论。

那么，为何会有“死亡税率”这样偏激的观点产生？“虽然说法过于夸张，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税收‘痛感’强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这一“痛感”是多方因素交织的结果；一方面，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现金流趋于紧张，对税收问题变得更为敏感；另一方面，水电气成本、制度性成本、人力用工成本等形成沉重的综合成本，共同挤压企业生存空间。此外，随着税收征管水平的提升，企业大部分纳税信息，特别是增值税发票的流转行为得到全面监控，营业税时期少缴税、偷漏税的情况再难发生，造成一些企业实缴税款增加。因此，减少企业“痛感”，务实之策就是继续为企业降成本。

个案还是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曹德旺所说的美国成本很低，是与他的行业有关系的，作为玻璃的制造商与供应商，天然气的价格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这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同时，据了解，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2012年左右跟通用就已经达成协议，要在2016年之前在美国建厂，因为玻璃主要是跟汽车厂商合作，实际上之前跟德国的大众也达成了协议，2012年的时候已经在俄罗斯建厂了，所以他对外投资这件事情，并不完全是因为成本原因。

同时，企业若是想真正攻占美国市场，走向国际化，全球化，考虑到运费、运输耗费的时间、税收差异、市场接近、原料、水电气等综合成本，以及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在美国设立公司就成了最佳选择，同时“也是避开贸易壁垒最好的捷径”。因此，中国制造赴美增多并不完全因中国制造成本走高，相反更证明中国企业正在拥抱全球市场。

小编观点

诚如福耀玻璃曹德旺所言，国内近些年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过快上升给了企业运营极大压力，甚至透支了企业未来发展空间。企业寻求“走出去”，纯粹是对于成本核算和利润收益后的理性选择，更是市场需求、拥抱全球化、国际化的结果。但国内制造成本的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制造已经面临“未强先高”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觉，想方设法降低制造成本，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作为制造业的服务者，劳务圈应紧贴制造业的需求，从全球化的角度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积极转变观念从纯粹的拉人头走向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加强自身的学习，系统掌握包括劳动法、薪酬福利、与年轻人的有效沟通技能、员工关怀等专业知识。

同时劳务圈与人力资源圈应主动帮助蓝领群体规划职业发展方向、提升职业技能，提高工作效益，而企业方更应有耐心去培育高技能蓝领，这不仅影响着单个企业的发展，更将对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产生深重的影响，严重些说，这甚至决定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

当下正火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是否可以取代一线劳动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是不是有了人工智能就可以不要蓝领了呢？就不需要进行繁杂和费心的员工关系管理了呢？

想想，多少年了，以泰勒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科学管理理念不就是想把人当机器来使用，只一味地考虑生产效率么？但自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没间断过的工人罢工停产，就一直釜底抽薪地宣告这个理念的破产。那么，若今天的机器能真正代替工人工作，那泰勒的理论不也就可以取得完全胜利了吗？

在讨论这个事情之前，我们且来一下这个有名的段子：

20世纪50年代，福特汽车CEO亨利·福特二世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负责人沃尔特·卢瑟参观位于克利夫兰的新发动机厂。

福特指了指机器说：“沃尔特，你怎么让这些机器人缴纳工会会费？”

卢瑟则回敬道：“亨利，你怎么让它们购买你的车？”

这个段子就指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工人都被机器代替之后，若他们没有了收入，这些机器生产的东西又卖给谁呢？经济社会还能持续吗？笔者以为，最为要命的是，人类现在大多是靠工作来获得人生的成就感和意义的，若以后工作也不做了，人类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空虚无聊而增加犯罪率和加速自我毁灭呢？

而且，当工人发现机器会抢夺其工作之后，大面积的失业会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不可知。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就有上了中国政治历史教材的“卢德运动”：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因为机器的使用逐渐排斥手工劳动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跌，导致工人对机器产生不满，从而爆发了以破坏机器为目的的卢德运动。

所以，就单从社会正常的运转来说，这样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的——政治家们可不希望失业和不稳定把其搞得焦头烂额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们开篇想与您分享的一个切入点。事实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没那么简单：

现在谈“机器人夺走一线劳动者的工作”为时尚早，且不说包括支持机器永续工作的能源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就哪怕是能源问题解决了，人类很多包括精神、心灵在内的非物质需求不是机器人所能代替的。比如：空巢老人的安养问题就不是机器人所完全能解决的；其次，那些需要精密操作的工作也不是机器人能完全代替的。

因此，机器人只能代替人类一部分枯燥、重复、危险等工作，人类只不过最多将逐步由“生存型劳动“转变为“生活型劳动。

为何这么说呢？

一、“机器夺走人的工作”论断存在着固有的漏洞，比如没电了怎么办？

机器不可能完全代替人，比如以下几种情况：

1、没电了——人类目前的能源主要靠电力，且不说能源持续的问题人类尚未解决。就即使解决了，能源输送的线路管道等若出现问题，机器一样地转不动；

2、机器人坏了——此点不需多言；

3、需要感情的时候——比如养老、育儿等家政服务；哪怕抛开此类服务不谈，如若我们以后的生活服务全部都由机器人代替的话，会不会很孤单？早上卖早饭的，机器人；公交车，机器人；门卫，机器人；办公室前台，机器人；中午饭，机器人；理发，机器人……

二、一线劳动者难道非得把全部时间用来从事物质性的生产型劳动才有意义？这是把人物质化和工具化的看法，这也是员工极端事件频发的根源。

那些古时的贵族，如今的财富新贵，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阅读、写作、音乐创作、文化活动、慈善活动等等。这些，当机器人可以取代很多一线工人的枯燥劳动时，应该是让每个普通人都活得有尊严。如今，是时候在一线劳动者中产生更多作家、诗人、手工艺者、画家等的时候了。

一线劳动者这样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恐怕大家想做的是保护好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几个人还想去不满和制造动荡呢？那些因枯燥和压力巨大而“跳楼”等一线劳动者的悲剧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杜绝了？让一线劳动者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大部分的时间，这将极大的降低员工关系管理的成本。

三、事实上，大量需要精密操作的工作还是离不开人的——一直以来大量使用自动化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如今又重新大量使用工人的“逆潮流”而动即可知：

据汽车新闻网站Autonews报道，由于机器人不能满足S级轿车工艺的需求，梅赛德斯·奔驰正在使用工人代替机器人，以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

梅赛德斯承诺在S级轿车上提供包括碳纤维内饰、加热和冷却绝缘螺丝（heated and cooledcupholder）以及轮胎气门嘴四种不同帽盖等多种服务选项。但现实情况是，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工艺要求。为满足消费者们多样化的定制需求，工人的优越性再次凸显。同时，由于工人的灵活以及便捷性，人类再一次主导了梅赛德斯的生产线。

辛德尔芬根（Sindelfingen）工厂是戴姆勒集团全球制造中心的轴心。梅赛德斯·奔驰生产总监舍费尔（Markus Schaefer） 在该工厂表示：“按照当今社会的工业化程度以及人类需求的众多变量，机器人已经不能够完全处理这些内容了。因此，我们正在节约资金、通过雇佣更多的员工以保证我们的未来。”

辛德尔芬根工厂同时也是戴姆勒集团最大的工厂，长久以来一直享受着自动化的便利。这个工厂生产了顶级车型，比如超豪华S级迈巴赫（Maybach）轿车。但这个有101年历史的老工厂可不是什么古董生产线。

该工厂具备每天加工1500吨的钢铁，年生产40万辆汽车的能力。因此，更有效率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在这里非常重要。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生产轿车以及其他大众产品的加工工艺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促使这种变化的一个动因是多样性的需求。尽管机器人非常可靠、并能够按照既定程序重复同样的工作，但机器却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在提供更多样的车型、配置更多功能方面，标准化的机器生产力不从心。

借助自动化生产，舍费尔在2005年时曾将一辆汽车的生产时间从61个小时降低到30个小时。但现在他却表示：“现在的变量太多，机器已无法承担这部分工作。它们不能协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无法适应各种变化。”

舍费尔补充道，熟练技工重新回到生产线上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而当初让机器人上线、设定程序都花了好几周时间。在这段停工期，辛德尔芬根工厂的生产将会暂时停止。

机器人耕作

因此同时，三月份销售的改版梅赛德斯E级也是减少机器使用的成果之一。为适应该车的抬头显示技术（向挡风玻璃投放时速、导航等信息），制造商将使用一个可移动、轻量化的小机器或者一名工人代替原先的两个机器人。

但不可否认，机器人不可能消失，它们将会变得体积更小、更灵活并与工人密切配合，共同参与生产。因此，梅赛德斯将这种工人与一系列小型机器人一同生产的情形叫做“机器人耕作“（robotfarming）。

当然，梅赛德斯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它的竞争对手宝马以及奥迪也在测试轻量型的传感器机器人，使它们足够安全，能与工人一同劳作。这种变化目前正在加速影响汽车行业，而车企的目标是更快更好地适应这个新形势并超越对手。汽车正在加速变为轮子上的智能手机，而汽车制造商目前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让他们的车型与时俱进，更快得推陈出新。这个频率变化早已不是原先的七年产品周期了。

汽车制造商需要迎合消费者的差异需求。对梅赛德斯而言，这意味着到2020年前，它需要增加30个车型，其中包括10个全新车型，并未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比如竹木面板内饰、内饰香味以及点亮梅赛德斯那颗标志性小星星等亮点服务。

当下早已不是当初大批量生产的年代，那时的车身通常是黑色，留给客人的基本上是选择车身颜色的权利。而现在客人要求的是更丰富、更多彩的差异服务。“我们将在更多工人参与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动化程度。我们需要灵活应对这些变化，” 舍费尔补充道。

四、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的大量使用让工人解放出来之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真正“工匠精神”和满足未来个性化需求的生产回归，这些，都会让工人重新回归更有意义的工作。这个时候，员工关系管理也许将由内部走向大量的外部协作沟通。

以美国为例：工匠是美国最初的中产阶级。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很多人在农场里当银匠、铁匠或者木匠。20世纪，这些工匠被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浪潮“吞没”。但是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认为，在下一波自动化浪潮中，工匠会回归。他特别期望3D打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那需要通过数据化设计来构造复杂的物体。

卡茨说：“一个多世纪前的工厂让产品标准化，并且通过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制造出廉价的产品。但是类似3D打印之类的新技术能够生产出不仅廉价、而且具有个性的定制商品，那么那些标准化产品就没人会要。不得不说，信息技术和机器人可能会‘消灭’传统的工作，并且产生新的‘手工经济’，当经济运转的指挥棒是‘自我表达’时，人们就会把时间放在风雅之事上。”

换句话说，未来社会不是一个消费社会，而是一个创造力社会。技术的发展让生产工具由流水线回归到个体，让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更加民主化。

美国和世界各地已经冒出了一些叫做“制造者空间”的工业商店，“哥伦布理念铸造”是其中最大的一家，这家工业商店原来是一个制鞋厂。目前有数百名客户按月付费使用店里的机器，他们为了生产出自己满意的个性产品在这里焊接、抛光、油漆、等离子切割或者操作机床。

2月的一个下午，3名男子在这里摆弄着有60年历史的金属车床；在他们的身后，一个民间艺术家在教一名上了年纪的妇女如何把她的照片印到帆布上；还有一个戴着护目镜的男人在不远处焊接当地一家餐厅的标志。人们在这里互相交流着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这里不仅是工厂，还是一个社交中心。

这一切像极了工业化大生产之前的手工作坊，也许，这就是在历史长河中被机器淘汰了的工匠的“复仇”吧。

而这一回归，也许将造就大量的生产高手，反过来为一流的工业制造再注入新的活力。

那么，这个时候，当梅赛德斯·奔驰汽车这些高端品牌需要一流工匠的时候，可能还得非常谦卑地去把这些工匠请到企业上班。但是，但是这些已经自由惯了的工人，要让他们去上班，如果没有足够的尊重和愉悦的工作环境，恐怕他们是不愿意的。

所以，在未来，企业的员工关系也许将由内走向外——企业需要大量的内外部协作。那么，与这些企业外的高手在日常搞好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警醒到：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机器了，不怕工人不干了，就不再重视与工人的沟通。等遇到机器坏了、需要精密生产等时候，工人自然也可以待价而沽，恐怕企业还要花费更高成本。

机器完全代替劳动者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继续重视员工关系管理——被机器挤走的工人一旦以别的方式安身立命了，想请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同时，应该感谢有了机器的帮助，我们再进行员工关系管理就更容易了。因为在从前，不管你多么关心爱护员工，对于那些高危枯燥的工作如电焊、高温、粉尘、因辐射而防护要求高等岗位，员工还是离职率高居不下。现在，若机器能取代一线劳动者完成这些工作，则我们的员工关系管理就更好推动了。至少，当他们晋升为机器的管理者时，在工作的满意度上，会有大幅提升。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而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将分步实施，预计2017年底基本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各地方、各部队的任务指标也已下达。全国掀起了一股退伍老兵就业潮，而这亦会引起士兵们关于就业选择或多或少的担心。作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应如何抓住机遇为退伍老兵提供合适的岗位，缓解“招工难”呢？

一、了解退伍军人的就业困惑是关键。

据澎湃新闻报道，在某防空旅展开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显示：今年欲留队士官同比上升近9%，近半担心离队就业难。他们在担心什么呢？

1、凭什么敲开再就业的“铁门”？

随着部队的不断调整军人更新过快，退伍军人越来越趋于年轻化，而他们大多是初高中毕业，教育程度较低并缺乏职业技能成为他们就业首要难题。同时，很多用人单位根据市场状况随时调整劳动力数量及结构，针对职位直接招收有经验人员，对于退伍军人，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他们不具备所需技能，并不在考虑范畴内。这导致退伍军人想就业也无从下手。“在部队只会操枪弄炮，退伍返乡怎么就业呢？”成为不少退伍士兵的心声。

2、退伍军人就业存在供需矛盾。

目前来说，多数招聘企业为退伍军人提供的对应职位主要是从事安全保卫工作。但这类职位存在很多弊病：首先工作内容和形式单一，很难调动应聘退伍军人的持续热情。并且大部分退伍军人对安全保卫工作不感兴趣，即使选择了大多也是权宜之计。其次，工作工资待遇不高，加薪的空间不大。并且部分相对较高待遇的用工单位对安全保卫人员的要求十分苛刻，受聘退伍军人的自由严重受限。这对年轻力壮并需要养家糊口的退伍军人来说，这类工作岗位实在很难有吸引力。最后，这类职位上升空间小、转岗难度大。除了安全保卫类工作，聘用单位难以为退伍军人提供其它更好的工作岗位。

3、谁来给士兵的实力出“证明”？

前一时期，该旅政工网上出现了一群“蓝瘦”“香菇”（网语，即：难受、想哭）的人，他们都是连队公认的能人，但因为种种原因，服役期间没得过什么荣誉。他们无奈发声：“谁来为我们多年给部队建设付出的汗水作证？”往年复员老兵的反馈也印证了这一切：现在到地方找工作第一印象特别重要，指的是对个人能力的“初认识”。过去应聘时，多数都是靠个人嘴说，要么就是做一份求职简历，写上自己获得过哪些荣誉、有哪些特长等，没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很多战友因此吃了闭门羹。

二、重视退伍军人就业问题是解决“就业难”“招工难”的必然选择；

据不完统计，每年转业退伍军人达数十万名。而大部分的退伍军人将会成为就业大军的一员，其就业数目更是相当于数十所职业院校的就业学生，已经成为招工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

尽管当前退伍军人普遍存在教育水平不高，没有特殊技能，沟通能力缺乏，社会经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其由于受到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拥有健康的体魄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这些优势都是用人单位十分看重的，尤其是制造型企业与建筑型企业。

因此，重视退伍军人就业问题是解决当前“招工难”的必然选择。作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应充分利用这一笔源源不绝的人力资源财富，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搭建好退伍军人与用人企业就业桥梁。若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能做好每年退伍军人的就业服务工作，不难想象一定会赚的盆满钵满，而这也考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做好就业咨询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三、提供就业咨询与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是解决退伍军人就业问题的制胜之道。

面对退伍军人如此多的就业困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应了解用人单位和退伍军人的需求，通过就业创业指导、职业素质测评等，对退伍军人进行就业观念、就业技巧、就业能力的指导和培训，科学系统地引导退伍军人了解自身，选择合适自己的职业方向，切实提高退伍军人的就业率，达到退伍军人和用工单位“双满意”效果。

1、提供点对点的就业咨询服是帮助退伍老兵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
一方面，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应联合县民政部门建立退伍老兵就业信息数据库，收集整合历年和当年退伍士兵的专业特长、就业兴趣、服役期间的主要工作经历等，让企业了解老兵的就业优势、发展潜力如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善良诚信、学习能力快等优良品质，选人用人时更有指向性。

其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应进行一对一就业咨询与就业答疑，通过就业创业指导、职业素质测、老兵的兴趣爱好、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职业方向，专项定制职业发展规划。同时，为退伍军人提供相应的简历投递、笔试、面试技巧，帮助其获得心仪岗位，快速融入社会生活。

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应走访各大中小企业，了解企业需求和工资待遇、工作环境、饮食住宿、安全保障等相关条件，结合退伍老兵特长，向他们重点推荐意向企业。同时，在正式入职之后，联合用工企业帮助其尽快适应工作环境、职场生活。

2、职业技能培训是帮助退伍老兵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劳务从业机构可联合政府、用工企业为退役军人提供针对性技能培训服务工作，努力使有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退伍士兵，每年都能接受一次职业培训，使之达到初级工以上职业技能水平，增强退伍老兵自身含金量，只有这样退伍老兵才能真正获得“金饭碗”，才能真正缓解“招工难”这一困境。

马路“游击队”装修工人

                        文：邓玲

除了相对单一的制造业蓝领，
中国的蓝领生存现状可谓是千姿百态。
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和就业心理及预期等，
有助于更好地进行蓝领招聘和服务。
本期，我们将为您分享装修工的生存现状。

上海有这么一支马路家装游击队，他们在路边或站着或蹲着，或骑摩托车戴摩托帽招揽生意。他们的装修价廉却不一定物美，他们干的虽是小打小闹，却常常在历史文化核心保护区内“动土”。对上海这个大都市来说，他们或许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迎合城区部分家庭的装修需要，这就是上海特色的马路家装市场的现状。

在上海的很多街道，都随处可见马路游击队装修工人的身影，看到他们的身影，不知是应该同情还是反感。让人纳闷的是，他们既然自己有手艺为什么不去正规公司谋生呢？是公司不要他们，还是他们不愿意去，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走进了家装游击队。

游击队的“揽活守则”

在上海市某街道岔口处，布满了20多个家庭装修的纸牌小广告，只要你在哪块广告牌前站着看一会，就会有三五个人围上来招揽生意。也许一阵风就能把几个小广告刮飞，经过的车也很容易把它碾倒，“游击队”们也不在意，捡回来继续使用或找一张纸皮再做一个广告，附近的档主和居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在上海的很多大街小巷，常年聚集着一批来自安徽、湖南的装修民工，据说鼎盛时一条街道能有50多人。他们为附近的居民提供砌墙批荡、铺地砖瓷片、拆墙改造、水电安装等一条龙服务。

据“马路游击队”成员之一的老王说，他们的客户是很丰富的，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都有，像前段时间，某银行的装修也是他们负责的。“因为我们的装修费便宜，我们的质量做的也不错，算下来在我们这里做比在装潢公司要省一大半钱。现在人都想的通，很多人都会来找我们。不过二手房装修和旧房改造的人群多一些。因为这类人群不舍得把太多精力太多钱花在装修上面！　”

 

游击队的生活：找活需要运气

7m2的铁皮屋，屋子阴暗潮湿，他们大都选择这样的住房。一个月700元左右的房租，这是他们在上海能负担起的房租费用。他们说，有的住就住吧。这句话，听得有些心酸。这样的屋子离“市场”较远，他们有的必须5点半起，早上7点到达市场等活。等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很枯燥的过程，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活，这需要运气。而他们的伙食也是根据他们一天所得而决定的，如果活多、收入多就饱餐一顿;如果活少、收入少，两三个馒头就成了标配。

游击队的心声：我们不想进装修公司

在家居装修市场上马路游击队可谓拥有大半个天下，他们有那么好的手艺为何不去装潢公司呢？是公司不要他们，还是他们不愿意去，笔者近距离和一个蹲在马路边上的油漆工聊了起来。今年58岁的老杨，从事装修工作已经三四十年了，而成为马路装修工人已经十多年了。“这一行尤其是做马路装修工人得凭运气。有时，活多，挣得多；有时，活少，就只能干巴巴的等着。”他说，他家有两个儿子，一个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一个考上了重庆大学。这对于他是忧喜参半。作为家里主要经济来源者，他必须多赚点。

同时，他也坦言，他不想进装修公司，因为装修公司对他们太苛刻了。每天不到200块钱，有时年底才给结帐，每个月只给一些生活费。同时，有些比较好的装修公司嫌他年纪大，担心他没办法胜任工作。“成为马路装修工人非常自由，运气好的话，我能月收入过万呢，不比那些在装修公司工作的人差。”他说道。聊到到这里，旁边的一个40岁左右的老刘说“不要以为装修公司的装修队手艺比我们好到哪去，我们的手艺不比装修公司的差，他们有时做装修还是要来请我们的。”

游击队的心酸：不受尊重、看病难

10点左右，有活上门的大都骑了车就走，没活的就只能百无聊赖等着。游击队成员之一57岁的老张说，如果能安安静静等活儿也挺好。可是城管一天三次的驱赶，让他们都无法安心找活儿。有时候城管驱赶得勤了，他们只能做游击斗争。语气中暗含着无奈。他甚至有些忿忿不平，来上海二三十年了，装修了数百个房屋，却依旧不被人尊重。

当谈及装修工作时，他说做这份工作对眼睛的伤害极大，墙上的灰尘会乱飞，一不小会落进眼睛极不舒服，甚至导致眼睛发红发炎。“因装修导致的工伤，只能自己买单。情况轻微就自己忍忍，情况严重，就只能自掏腰包上医院检查。”聊到这，他叹了口气，他说，对于一个农民工在大城市就医真的很难。不只是医药费贵，更是看病难。不管病情有多危急，医院给他们的总是一个字“等”。当聊到这点时，其他工友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小结
经过笔者近距离走访发现马路装修工人之所以存在，其主要在于公司未能提供给他们合适的薪资与福利待遇。由此可见，无论是制造型企业还是装修公司都应给予员工合适的薪资待遇，同时对于技能较好的工人应适当放宽用人标准“不拘一格降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招到更多的人，只有这样才不会使更多工人沦为马路工人。

同时，政府更应高度重视马路装修工人，给予他们合适的务工场所而不是为了“面子”对马路装修工人进行“清理政治”；而马路工人更应注重保障自身的权益，自身虽无法缴纳五险，但亦可通过各类服务机构，购买各类保险，减少意外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