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6月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超4.3亿 比去年末增加500万人

人民网北京7月18日电(记者董菁)据国家统计局网站17日消息,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介绍,6月末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超过4.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500万人以上。

李希如称,今年上半年,在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和积极就业政策持续发力的支撑下,我国就业形势继续保持稳中向好走势,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继续优化,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

李希如介绍,前6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处于4.8%?5.1%区间,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各月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为2016年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开展以来的最低值。其中,外来农民工前6个月的调查失业率处在4.3%?5.0%之间,除3月份与上年持平外,其他月份比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降幅在0.2?0.4个百分点之间。

6月末,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超过4.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500万人以上。在“放管服”改革和“双创”政策促进下,民营经济增长迅速,是拉动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城镇就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就业结构继续优化,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6月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同比提高了1.4个百分点。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就业人员数量同比增速居前的行业,现代新兴服务业就业增长尤为明显。

今年上半年,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就业结构继续优化的同时,就业质量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一是工资水平继续保持增长。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0.1%,增速提高2.1个百分点。二是工作时间保持稳定。6月份,各类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5.9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0.2小时,周工作时间不足35小时的就业不充分人员占比低于上年同期0.4个百分点。三是就业人员工作稳定性增强。6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合同签订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私营企业的合同签订率比去年同期提高约1个百分点。其中签订长期合同的比例,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基本持平外,其他各类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破解“招工难”重在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每年春节过后,“招工难”都引发关注。在深圳,每年都有不少打工者节后不再返回,导致节后不少工厂出现了招工难。近日,南方都市报记者走访了龙岗区宝龙科技城数家工厂,企业负责人均反映,今年年后招工特别难,比往年都难,特别是普工,往年这个时间工人缺口都差不多补齐了,今年招的还不到十分之一。

其实,不唯独深圳深陷“招工难”,全国各地的劳动力缺口都在显现;不唯独普工短缺,技工更为紧俏。目前,从市场供求情况看,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特别突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发布的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虽超过1.65亿人,但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其中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招工难”“用工荒”等成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阶段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一大特征。

u=609249442,631739063&fm=214&gp=0

随着我国制造业水平不断提升,对于蓝领工人的渴求日益迫切,不少地方掀起了对返乡人员的“争夺战”。通常认为,“用工”包括普工和技工,“普工荒”反映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接近极限,“技工荒”则反映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供给遭遇瓶颈。如果说过去我国主要是通过农村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的话,“招工难”带来的警示则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亟须转变发展战略,把更多人力资源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实现更加健康、更加积极、更可持续的发展。任何时候,教育都是人才培育、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具体到“招工难”,折射出的则是职业教育发展乏力的病症。破解“招工难”,则要从职业教育源头解决。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许多人眼中,职业教育是迫不得已才吃的“最后一碗饭”,普通高校比职业学校更受欢迎,大学生比技校生更受青睐,价值认同感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当下很多高校依然固守着传统的教育模式,不从社会需要出发,不考虑师资力量、教学设备、配套设施等实力因素,都想办成培养研究生、博士生的研究性大学,导致大学教育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日渐突出。社会上很多人都在抱怨“现在的大学培养的人才和社会的需求脱节了”,很多用人单位都在说“大学培养的人才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才,现在的大学里又没有”,一方面是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匮乏,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应届毕业生一岗难求,就业结构性矛盾复杂、突出。

1404185415962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多样化人才。高精尖领域需要人才,一般性劳动也需要人才,能工巧匠与知识精英同等荣光。正确的教育观应当是:基础教育培养“会生活”的人,职业教育培养“会生存”的人,大学教育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不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把职业教育发展作为支撑实体经济的战略选择。在大学教育中加入职业教育,使大学生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还能掌握一门实践技能,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瑞典等国的通行做法。笔者以为,为适应社会需求和发展需要,不同类型大学在定位上应该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层次性。

破解“招工难”,关键是培育出更多技能人才,吸引更多人接受职业教育,这就迫切需要弘扬“工匠精神”,培育更多的“大国工匠”。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教育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有机衔接,为技能人才打通职业上升渠道和社会发展通道,提升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尊严,使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成为紧俏人才,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体面的生活,从而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成长为“大国工匠”。

我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积蓄发展后劲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我国出生人口却出现下降,引发广泛关注。官方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的1786万人、12.95‰有所下降。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出生人口略有下降,但从结构看“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正面效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减的大趋势下,我国促进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积蓄动力。

U12204P31DT20151117084734

出生人口下降“一孩”是主因

2017年是我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

“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介绍,2017年,我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李希如分析,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除了近年来我国育龄妇女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也与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妇女生育意愿下降有关。

人口的趋势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在人口专家看来,生育意愿下降、人口总量增势减弱,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说,出生率下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抚养孩子成本增加、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城市化生活模式和文化观念转变等,都在导致出生率的趋势性下降。尽管这一长期趋势很难扭转,但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正面作用。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李希如说。

完善政策延长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下降态势,如何延长人口红利也是世界多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比比上年有所下降,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老龄化加深。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从2010年的34.2连续上升到2016年的37.9。

“人口学家预测,未来若干年后我国将出现人口负增长,过高的社会总抚养比将会拖累储蓄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陈玉宇建议,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人口配套政策,包括通过政府补助和税收政策鼓励生育,并对女性生育给予更多劳动市场政策法规保护、更长产假等,从而努力放缓人口高峰到来,延长我国快速发展的“窗口期”。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也表示,将做好出生人口监测预测,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努力推动解决群众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国人口红利尽管有所减缓但依然比较充裕。除了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外,还可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改进就业质量等办法延长人口红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提升人才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毛盛勇认为,要通过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提升人力资本,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经济发展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比于人口的‘数量红利’,应更多关注人口的‘质量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说,研究显示,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特别是机器人(20.190, 0.60, 3.06%)、人工智能的发展,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性在下降。

许召元认为,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下,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国要从教育制度、创新机制和人才培养方面入手,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加快培养新经济所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育我国人口“质量红利”新优势,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

瑞银中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正处于一轮创新热潮之中,人口红利将升级为“工程师红利”。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侯延琨说,我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是美国的五倍;研发人员薪资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工程师红利”可以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影响。

从GDP万亿城市数量增加的背后,解读在被调整的蓝领流动版图密码

据澎湃新闻相关报道显示:无锡市政府1月7日宣布,预计201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500亿元,此前的1月2日,长沙市政府也宣布,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据统计,加上无锡和长沙,中国GDP超过1万亿的城市达到了14个,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GDP总量都已迈过2万亿关口。

以常规的规律来看,中国的GDP提升通常都与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和区域战略发展布局有着重大关系。而产业的布局和区域规划的调整,势必影响人口流动和就业。GDP万亿城市数量增加的背后,其实就是正在被调整的蓝领流动版图,也是引起蓝领流动的核心要素。

1596000ba5591c76d11e

除了一直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北上广深苏锡青”依旧如日中天之外,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如何影响蓝领流动的?

一、劳动力成本上扬导致的第一次产业转移,重塑了包括除重庆、武汉、成都、长沙在内的四个新秀城市。

重庆基础一直比较好自不待说,产业西迁就更加夯实和迅速提升了其产业规模总量;而当初产业转移过程中,成都和武汉就一度被认为是最好的两个好去处,前者是西部中心城市,且四川一直是中国的人口输出大省,劳动力成本低;而武汉拥有“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不高的劳动力成本,自然也是极好的选择;其实最有意思的是相邻的长沙,湖南人不甘落后,数年来一直与武汉处于激烈竞争的局面,如今成为中西部地区的“四小龙”之一。特别是以湖南蓝思科技为代表的制造企业的迅速崛起之后,让长沙一直处于排头兵地位。

二、传统的工业强市天津,亦是受惠于国家对滨海新区的打造;

天津一度成为直辖市中最落寞的城市,特别是紧挨着光芒四射的首都北京。但随后的滨海新区规划,让天津迅速东山再起——2005年,滨海新区被写入“十一五”规划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开放的国家级新区。2014年12月12日,滨海新区获批自贸区,成为北方第一个自贸区。滨海新区,是天津市的市辖区、副省级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新区。迅速发展的经济,自然成为吸引蓝领流入的核心要素。

微信图片_20180115144037

三、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加上国家层面的重视,让杭州成为城市新秀;

众多周知,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杭州电子商务行业对杭州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重要的是互联网巨大影响力让杭州因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虽不属于杭州,地缘因素也是首当其冲的)、G20峰会等重大事件而声名鹊起,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快速发展和其它相关产业落地,吸引了大量服务业和制造业蓝领流入。

综上所述,蓝领的流动通常都是直接受到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影响的,也同样会受到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经济的影响。而未来的新经济在哪里?在人工智能、环保、生物医药等行业,这些产业聚集的城市,或许将成为新一轮蓝领流动的热门城市之一。

从2016年各行业平均工资看蓝领薪资的未来吸引力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平均工资数据,全部一套表平台被调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394元,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2833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除了按企业类型统计了工资数据,还按照行业统计了相关数据。那么,本次的薪资统计发布中,与劳务行业最相关的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情况如何呢?对劳务行业未来又有哪些重要影响呢?笔者以为,有以下三个点值得关注:

一、虽然制造业薪资水准仍低于不少行业,但增幅与部分行业、去年同期比相对明显,蓝领薪资逐渐提高趋势明显;

尽管从下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少行业都比制造业要高。但也有数个行业比如农林、建筑、餐饮住宿等比制造业低很多;同时,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从业人员年收入增加了近两万元,而其它行业比如农林和建筑等的增幅则大不如制造业:农林业仅仅增加了约五千元、建筑业增加约1万元。

因此,受用工荒的巨大影响,制造业在2016年保持了较高的薪资增长水准,与城市低端服务业相比,其对蓝领的吸引力在短期内可能持续增加。

二、现代服务业正真正成为最受追捧的行业,高技能服务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值得行业关注和投入;

此次发布的统计报告中有一点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水平突破12万元,首次超过金融业,排名各行业门类首位,金融业工资水平则退居次席。

而长期以来,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排在首位,但今年悄然发生了变化:数据显示,2016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为122478元,比上年增长9.3%,而金融业年平均工资为117418元,比上年仅增长2.3%,增幅排各行业门类第二低位。

这一方面说明实体正在逐步复苏,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商务服务业正成为最受追捧的行业。但习惯了为大型制造业提供一线蓝领工人的劳务行业来说,这一行业固然大有看头,但恐怕目前尚无此服务能力。

因此,对高技能服务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值得全行业的关注,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也需要探索出良性和可持续的模式——高技能服务人才不可能再靠传统的招聘渠道,与高职院校乃至高等院校的合作势在必行。

三、新材料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工资提升快,高技能技术型蓝领获得较大发展空间,但劳务行业的投入度同样需要提升。

从本次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到,新材料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幅也是遥遥领先其它行业。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一些新材料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行业平均工资增长不仅高于全部行业的平均增幅,也超出本行业上年同期增幅。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3%、9.2%和9.7%,增幅分别扩大7.4、1.0和1.1个百分点。

很明显,以往习惯了从事农民工招聘和输送的劳务行业来说,从事此类的技术人才招聘和输送,无疑实际上进入了以往的“白领型”招聘。但随着低端蓝领招聘和输送的空间被逐步压缩,行业的整体提升也势在必行!

 

有活不干,有钱不赚,解读农民工怪象

在最近的新闻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关于农民工的新闻,诸如: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接近暮年、返乡农民工正逐渐增多等等。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会发现:慢慢变老、变得“更恋家”、变得更懂得和更敢于用法律和互联网技能保护自己了。

最大变化的本质其实就是:钱不是最重要的了!他们老了,也有一些积蓄了,加上国家的扶贫政策,有部分农民工可能已经不愿意出来了。当然,对于那些虽然经济状况仍然不好的人来说,也更愿意选择就近就业了。而年轻一代,老一代自己吃过的苦也不愿意让他们吃了,一些老一代甚至喜欢对年轻一代说:干得不开心、太辛苦就回来,我们又不是养不起。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认真审视下这些变化吧(以下引用资料都来自界面新闻)!

点评一:

农民工变少是必然趋势。一是由于计划生育人口总数本就在减少,其次是从十几年前开始的大学扩招至今就没有停止过,“农二代”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用人单位和劳务机构对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代完全过去了。

这必然让劳务市场的天平,大幅度倾斜到农民工这边,劳务从业人员要真正转变心态了。

点评二:

农民工在变老是更为严峻的事实。不管您愿不愿意,使用大龄农民工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的趋势。

企业和劳务机构,以往那种对年龄要求普遍45的苛求可能需要调整了。这样有两大好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缓解用工荒;对于老年农民工来说,又可以减少实际存在的就业年龄歧视,不用为找工作担心了——老年农民工在大冬天的街头等着找零工打的新闻会减少、“银发经济”也许在中国也将产生。

点评三: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这对于制造业来说,既是好事又可能是坏事:好的地方是,更利有于培训和沟通,也更有利于提升其技能;不好的可能是社会普遍认为的“眼高手低”,不愿意干重活累活了。

两相比较,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了。

点评四:

农民工更“恋家”了,这主既有其主动选择——父母老了,在外闯荡了这么多年,需要陪伴;也有其被动的一面——留守儿童问题频发、城市的不友好(高房价、职业不收尊重等),都让其有强烈归乡之感。

此问题无解,劳务行业能做的是推动社会各界和公共政策更加尊重和关爱农民工。

点评五:

农民工更有权利意识了,这对行业的规范性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在未来,劳务行业的品牌化生存将变得十分重要。不然,对于他们来说,钱本就不是最重要的了——老一辈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的是时间和能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未来30年中国适龄人口持续减少多达1.7亿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十年,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将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为迅速的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少。亚洲的劳动人口预计将减少数亿人之多。未来3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可能减少1.7亿。

虽然中国实行了改良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了二胎,但是劳动力的培育养成需要较长时间,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若劳动力如此这般快速消减,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将不可持续,有可能出现类似日本的巨大“老龄化”压力。特别是对于劳务行业来说,若劳动力如此迅速衰减,这个行业的存在基础也将面临巨大挑战。

不过近日一则同时期的政策,也许将为中国未来的城市用工提供持续的支持: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日前获悉,经过两年时间,多个试点地区就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形成股份组织的运行机制,以及政策制度设计等进行了深入探索。今年6月份,全部试点相关工作将要完成,各地将围绕这项全新的农地制度改革提交总结报告并提出对策建议。

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广大的农村土地将会被集中起来,成为产业化龙头农业企业的用地。以此对应的是,入股的农民在获得租金等收入之后,要么自愿成为产业农民,要么选择另谋出路,这就必将为城市用工释放大量的劳动力。

读世界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残酷的“圈地运动”相比,这样的做法将更加温和与公正——14、15世纪,在农奴制解体的过程中,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不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随着工业化的多年过度扩张,但工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水准和福利待遇并无跨越性的提升,“逆城市化”和“返乡潮”正在大行其道。要想持续获得更多的城市劳动力,进一步大幅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包括落户、购买经济适用房、孩子教育等在内的公民权益,才能让农村土地改革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愿意长期在城市安居乐业和城市经济做贡献。

这,是农村劳动力能持续为城市服务的持续动力,必须要尽快列入到国家政策的议事程了!

 

1年3次,蓝领跳槽背后你不知道的…

2015年蓝领平均每年跳槽两次;2016年,蓝领跳槽频率每年平均3-4次,更令人惊愕的是,富士康员工平均换工作的频次是2.6个月。要知道,2.6个月,白领们还没有渡过试用期。为何蓝领跳槽愈演愈烈?蓝领频繁跳槽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

一、网红经济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蓝领渴望一夜暴富

2016年,网络视频直播成了风口,与之诞生了不少网络红人如 “搬砖小伟”,“夏贱贱BOY”,“吃货蝙蝠侠”等。由于视频直播获得的打赏和礼物都可以转化为实际经济收入;加之,某些产品商家以直播平台为广告媒介,采取真人秀的方式来宣传产品,其所带来的利润非常可观。

78

这也成为了蓝领群体改善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越来越多的蓝领、农民工渴望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一夜暴富。一个河北大妈自虐吃异物(包括灯泡、蠕虫、玻璃)、二哥自虐炸裆视频等等。为了某些低俗的视频,取悦粉丝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他们宁愿承受危险和苦恼,甚至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

二、新生代蓝领就业观念发生改变,工人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随着中国劳动大军的技术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以及中国经济在价值链上的升级,对于寻找长期工作的中国年轻一代工人来说,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建筑业工作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同时由于新生代蓝领多为独生子女,因而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并没有太大的生活负担。赚钱并不是他们工作的唯一选择。他们更加倾向于多元化的就业方式,比如开网店、做自媒体、甚至当网红,都可能成为一种正常的职业。

三、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蓝领职业发展通道短、不流畅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从国家政府顶层就针对蓝领设置了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及与能力对应、有效区分的发展台阶。如英国设有工程技师、主任工程师和特许工程师三个等级,美国设立了实习工程师和专业工程师两大台阶。这为工程科技人才职业发展指明了上升路径。而中国的蓝领多从事不断重复、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职业发展通道短且不通畅,这让中国新生代蓝领们看不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多数人仅把蓝领工作岗位当成一个跳板,一旦遇到更好的发展平台、发展机会,便毫不迟疑地选择离开。

四、新生代蓝领对自身职业缺乏基本的认同感

笔者在优蓝网•蓝领生态研究院中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探索蓝领真实生存现状——一线餐饮服务员的心声与职场发展观》,在该文中有3位主人公。一位是刚入职的“95后”对于工作“不要高薪,只要喜欢就行”;第二位是入职三年成功晋升酒店中层的“90后”希望“做有发展潜力的工作”;第三位是刚荣升妈妈的“返聘员工”认为“餐饮服务工作没地位,得不到尊重。”而这三种不同的职业发展观也普遍适用于大多数蓝领群体,这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大部分蓝领从业者并未对自身的工作与职业发展有明确的认识,都认为自身的工作没出路、没出息,没有意识到自身工作的价值,以及行业前景等等。

63

五、归根结底,蓝领薪资待遇较低、没有保障是频繁跳槽主因

根据优蓝网《2016年中国蓝领大数据》显示蓝领薪资多分布在3500-4000之间,而普工的平均月薪仅为4091元。除开吃穿住行的开支外,蓝领薪资并不高。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蓝领在工作上的保障也令人担忧。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超过一半的蓝领没有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超过一半的人完全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险。

大部分蓝领的周工作时长远远超过40小时,他们上班时间长,加班工资低,休息时间不固定。对他们来讲,要想攒下一笔钱得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辛苦,不加班根本就没有高工资拿,更谈不上买房买车。这也成了他们频繁跳槽的主因。

综上所述,要想真正解决蓝领频繁跳槽问题,须从社会、政府、企业、个人不断发力。尤其是两会提出的“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提高蓝领技能人才待遇、开放落户大城市的条件等更落到实处。同时社会更要崇尚踏踏实实做事的社会风气,政府与企业更应建设畅通的蓝领职业发展通道、加强对新生代蓝领的关爱、提升新生代蓝领的福利待遇、增强新生代蓝领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只要这样才能根治蓝领频繁跳槽。

中国未来产生的三千万光棍基本都是蓝领,劳动力持续锐减的危机何解?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336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另据统计,“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 136比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比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3000万光棍从何而来,对社会有何影响,又该如何解决呢?

685

3000万“剩男”大部分都是蓝领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语境下,供需关系往往决定商品在市场中的价值属性,供不应求证明商品的稀缺性,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同理自然不难理解,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多女少的现实环境下,女性自然成为稀缺的一方,女性的价值无形当中也被抬高,。“硬件”不行,“软件”又不济的适婚蓝领男青年自然在这一竞争中败下阵来,被迫成为“光棍”一族中的成员,无形中成为男女比例失衡问题的牺牲者。

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往往首当其冲。1990年,35岁到59岁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未婚男性占未婚男性总数的12.7%。2010年,这个比例接近15%。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也可能成为“剩男”。按照《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受到婚姻挤压的“剩男”或者“丁男”更多地集中在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的男性上。而符合这俩条件的大部分都是蓝领。
蓝领“剩男危机”“危”在何处?

1、蓝领青年备受心理情感困扰,农村“剩男”引发系列社会问题

笔者从中国最大的在线健康医疗服务平台平安好医生健康大数据研究院处了解到,从2016年1月至今,“剩男”、“剩女”的感情问题已成为心理科问诊热门标签。不少打工男青年苦恼于找不到女朋友,家里压力很大,特别是在观念保守的小城市、小农村,未婚男青年的婚恋心理压力会更大,如果没有很好的心理干预,在长期的焦虑和压力状态下,容易产生抑郁情绪,严重的甚至会产生轻生念头。

去年12月,一位叫“小强不是小强”的网友发帖,吐槽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女朋友怀孕准备结婚,但女方父亲要20万元的彩礼,最后因凑不齐彩礼,女友被迫流产……在农村这不是个别现象,有的地区“彩礼”30万起价,而且不许还价,否则女方没“面子”。过重的彩礼,在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也成了为一些农民家庭和一些地区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甚至酿成刑事案件。为了彩礼,亲家之间闹得鸡飞狗跳,老死不相往来的有之;新婚小俩口过早蒙上生活的阴影,婚后常以此燃起“战火”的有之;甚至因彩礼闹出人命的也时有所闻。除了天价彩礼外,农村早婚、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等社会问题频频发生。

2、下一代蓝领数量将会更少!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而这个数据比必要的人口更替生育率低两倍,《人民日报》称这意味着中国生育水平是全球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预计2016年至少将保持2015年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还会更大。即使按照487万来计算,这5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总共下降了1934万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而这伴随的是中国历史上前三次单身潮。截至2015年,中国单身人口达到2亿;以单身蓝领青年为代表的第四次单身潮已经来临,下一代蓝领数量将会更少!
剩男危机如何破局?

1、各方应大力支持跨国尤其是东南亚婚姻

笔者以为女少男多的现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观,即使未来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和生育观念的改变,新生男性与女性的比例达致自然均衡状态,甚至女性数量增多,也不会对这一波光棍潮产生太大影响——年龄不匹配,很多光棍未来也很难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因此,跨国婚姻就成了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

69547

2013年12月,《江西晨报》一则消息称,2013年在江西省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登记的涉外婚姻中,绝大部分是越南新娘和柬埔寨新娘,两者总量超过2000对。其中,柬埔寨新娘有将近1200名。而在2012年,江西省柬埔寨新娘的数量仅为80多人。农村一些打工青年承担不起高昂的娶妻成本,又不愿意一辈子打光棍的人已经在自行寻找出路。

aasds6

因此,笔者以为在务实的原则下,相关部门应该大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跨国婚恋的发展及相关婚恋中介市场的发展。而且,为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违法犯罪问题,相关部门还应该积极作为,在法律法规的层面对此类跨国婚姻进行规范,以保护此类跨国婚姻中各方利益;缓解日益严峻的蓝领单身潮。

2、不止是中国投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蓝领更应大胆走出去到东南亚!

近几年来,中企海外扩张加速,制造业出口额不断增长,华为、小米和金立等国内通信制造业厂商纷纷布局东南亚市场,美国硬盘巨头希捷在关闭中国苏州工厂的同时,仍在扩大泰国工厂的生产,就连一直将中国视为最优加工厂的苹果,近期也寻求在印度建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必定对国内劳动者的就业产生影响。因此,笔者以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蓝领应顺应时势大胆地走出去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请问2

对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来说,随着企业和资金的大规模进入,东南亚国家必将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也促使众多大型人力资源企业以通过直接进驻或者收购当地人力资源企业的方式进驻东南亚国家。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东南亚国家也会进入真正的人口红利期,成为众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掘金地。而对于国内蓝领来说,一来可解决生存生活问题,谋求更好的薪资待遇与工作环境,二来对于国内难以寻觅合适对象的蓝领也是一次绝佳的脱单机会。

因此,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联合建立和完善好相关的管理制度,推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向东南亚转移,并切实保障外派型蓝领员工的权益;或许,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真正促进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真正国际化——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也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国家背书。

普通大学生或将成为中国未来蓝领的主体

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已达到749万人,预计2016年高校毕业生将高达770万人以上。连续几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给人的感觉是:对于就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与之对应的是技工院校的毕业生求职容易,不少还能轻松拿到七八千元的高薪。笔者以为在大学生就业难、蓝领万元高薪难招人的大背景下,普通大学生或将成为中国未来蓝领的主体。

是的

1、人人白领是梦想,半数蓝领成必然

从上世纪90年代大学扩招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过度到“大众化教育”。在人才缺乏的年代,大学生是真正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风光无限,一旦毕业,就有了“金饭碗”。然而,随着取消就业分配,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昔日的“天之骄子”风光不再。不但不再是“香饽饽”,不少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无法找到工作的“生存危机”。

啊带我去啊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1~2020年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累计总规模将达到1亿人,其中普通高校毕业生为7000万人。在1990年代,普通高校毕业生仅能满足白领岗位需求的1/3;而在新世纪头10年,变化悄然出现了——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开始大于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未来1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将有40%左右需要进入蓝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技能型商业服务人员。因此,未来大学生蓝领将越来越多,技工高学历化将成职场趋势。

2、中国蓝领收入和地位将持续提升

2016年,我国蓝领人群平均月薪为426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其中上海、北京蓝领收入最高,月均收入接近5500元。蓝领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2016年12月人社部印发《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首次明确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待遇;技工院校比照同层次职业院校标准落实经费。这一政策的发布也表示技工不仅受市场追捧更受国家重视,这或掀起技工培训热潮。随着机器人逐渐替代人类从事繁重、复杂、枯燥、危险的工作,因此不难想象,未来蓝领技工将前途无限。

3、大学生回炉职业院校持续升温,或促使中国诞生第一批真正意义的技术蓝领

所谓大学生“回炉”是指在高等院校学习的大学本科、专科学生在大学毕业后不直接找就业单位工作,而是回到高职、中专或技校等职业院校再学习,以提高职业技能、考取“职业资格证”后再就业的社会现象。

环境规划

《中国教育报》相关报道,2007年山东省共有4万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到技校“回炉”,占到该省当年技工学校招生人数的1/4。湖北省2007年有近17万大学生,接受过“回炉学软件”再教育,占到大学生的七成。西安、沈阳、天津、新疆等都有大学生“回炉”的报道。而这只是9年前的情况。这些大学时技师班毕业生就业又如何呢?青岛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隋文帅介绍道:“通过我们的追踪调查来看,目前,我们大学生技师班的毕业学员平均工资能达到6000至10000元之间。他们薪酬绝对高于同时期的应届生平均工资。”

由此可见,大学生“回炉”读职业学校已从个体行为演变为群体现象,呈快速“升温”趋势;而这些大学生技师也备受市场追捧,笔者以为兼具理论与实践操作能力的大学生技师或促使中国诞生第一批真正意义的技术蓝领。

4、产业结构的刚性调整加速,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大学生需求旺盛

《2016·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调查显示,2017年计划招收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的企业占38.6%,比“减少”的多18.6个百分点,明显好于农民工的招工计划。调查也表明,近年来企业用工呈现分化态势,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用工趋于增长,而传统制造业的用工需求趋于减弱;另一方面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要明显高于农民工,并且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这种分化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初显。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企业生产设备日益先进,车间的工作,已经越来越高智能化,企业对操作工人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相较于制造业,服务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正逐步上升,报酬也在稳中有升。成都甚至出现了高学历月嫂受追捧、月薪上万不一定抢得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