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讨薪路
文：邓玲 编辑：颜瑶

近年来，

从推行工资保证金、欠薪周转金和建筑总承包企业负责解决分包企业欠薪责任制，到实行工程建设领域坚持先签劳动合同后进场制度；
从建立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
到设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从媒体反复提示农民工防止落入欠薪“陷阱”，
到全总、人社部、最高法院连续公布典型欠薪案例以形成震慑等等。

力度越来越大，
措施越来越严密，
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欠薪问题真的得到解决了吗？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788元，比上年增加277元，增长2.9%。其中，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10692元，比上年增加79元，增长0.7%；被拖欠工资的本地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8667元，比上年增加519元，增长6.4%。

同时，各地跳楼讨薪、跪地讨薪层出不穷，缘何如此呢？笔者在上海火车站实地采访了遭遇欠薪问题而不得不离开上海的民工们，聊聊他们的讨薪心声。

五十五岁的老王有点驼背，刚来上海3个月，正准备离开回河南洛阳老家，与他同行的是和他同来上海工作的5个老乡。

“才来上海工作3个月，为什么要离开呢？”

他们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如果不是因为拿不到工资，我们是不会走的。”王哥义愤填膺道，有些无奈，有些愤慨。“对对对。”其他老乡也纷纷应和。据他们反映，3个月前他们受其他工友老乡的推荐来到上海某住宅有限公司工作。

“我们离乡背井来到上海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现在……”工友老崔叹了口气。

原来，对方承诺该工作不仅包吃包住，还每天至少有200元的收入，一个月6000元。事实怎样呢？“事实是，尽管包吃包住，但是吃是8个人3个小碗菜两荤一素，住是12个人住在20m2左右的铁皮房里，连个热水都没有。这就算了，将就将就。但是一个月就给我们‘生活费’500元，还是隔两三个月给。”生活费？据他们描述，生活费是对方提前预支给他们的工资，他们所有的工资是年底付清。而他们目前每人只拿到“生活费”500元。

“那你们签了劳动合同么？合同上写了工资薪酬以及结算方式吗？”
“当时签的是劳动协议，协议上也没说清薪酬及结算问题。”问到此，他们脸上却无明显懊悔。
“协议有什么用？又要不到钱。”老王直言。

“那你们的合同协议方便看一下吗？”
“没有在我们手上，都被他们收走了。”

“那合同上盖得是上海住宅有限公司的公章吗？”
“不知道，没注意。”老王谈到。“好像没有盖公章。”老崔迟疑了一下。

“那你们知道向谁讨要工资吗？”
“当然是上海某住宅有限公司了。我们给他们干的活，当然是他们给我们工资。”工友们异口同声道。

“那你们有没有在那儿工作的证明呢？”
“没有，什么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幸亏我们机灵，把身份证拿回来了。”聊到这儿，笔者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那个工厂就在上海宝山区罗东路。”老王见我沉默了，大声道。

“那你们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们从事的是房屋部件儿生产，就是房屋内部的各类板子、橱窗、阳台小件儿的制造。”
“那能介绍你们的工作环境么？”
“露天工作。从早上5点到下午18点，在太阳下从事钢筋水泥以及手工打磨各类板子。”老崔道。

“前几天，室外温度39℃也要干活吗？有高温补贴吗？”
“当然要干活，全都是露天工作。”他情绪有些激动。“什么高温补贴，连喝口水都还要我们自己出钱。”

“那你们怎么不维权向上海劳动保障局实名投诉或是拨打12333电话热钱呢？”
“我通过我的朋友问了，他们说是要先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功还有申请劳动仲裁等45天。那这45天，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我们哪还有钱？”老王一边说一边展示了他今天的午饭。

“他们就是拖，不给我们钱。”其他工友很气愤。
“以后再也不来上海了。”临行前，他们这样说道。“其实，我们只想凭自己的劳动踏踏实的赚钱，有一份稳定的能拿得到工资的工作。”

此次近距离倾听欠薪民工的心声，笔者以小窥大，农民工之所以遭遇欠薪不断的困境，其根本在于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一、对法律以及自身合法权益缺乏基础认识
这其中最明显的是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弄清清谁是他们的老板。以老王及其同乡的访问为例，在他们看来为谁生产产品、谁直接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就是他们的老板，而为上海生产房屋部件的这家公司理所当然就应该是付给他们工钱的人。那上海这家公司一定是他们的老板么？笔者不敢妄下结论。根据法律规定，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就决定了谁是雇主，谁是该付薪资的一方。而根据老王及其同乡的回答，劳动合同上并无盖上任何公章也无其它任何中介、中间人签字，更没有所谓的薪资明细。只是让他们在一张空白的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写上了日期而已。甚至在签署后，都没有给他们合同副本。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离开工厂之前，他们手上并无任何明显的凭证证明他们在此家工厂工作过，据他们反映他们的身份证都是好不容易拿到的。而这也使他们陷入了无形的维权困境，法律规定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只要实际构成了劳动关系，也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予以处理。但是，这就需要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预先收集类似工资条、出勤记录、劳动记录、工友证言等证据来证明你与工厂之间的劳动关系。如果证明不了，那么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讨回薪水了。由此窥之，大部分农民工根本没有合同意识，更不会有保存劳动证据的意识。

二、农民工讨薪费时费工，未必成功
根据《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调查结果，走完全部程序，即从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到法院执行完毕，按照最保守的计算，至少需要经过4个月零10天的时间。具体包括：

劳动监察大队处理阶段10天；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阶段一个月；法院一审、二审阶段各一个月；法院执行阶段一个月。要是案情本身还有一定的复杂性，或取证有难度，那更会是遥遥无期。

不仅是处理周期漫长，更为重要的是讨薪成本也很大。根据调查和计算，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或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770-147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虽然不是每个案件都要走完全部程序，但这只是最保守的计算，还没有计算农民工不得不多次往返家乡和打工城市之间的住宿、吃饭、交通等费用。如果你被欠工资只有数百或千余，那根本就是得不偿失。而访问中的老王及其同乡正是基于此放弃了维权直接认栽。

由此观之，讨薪路之所以漫长关键在于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淡薄。多数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欠缺，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工往往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近年来一些农民工采用“行为艺术”维权，“微博讨薪”、“裸体讨薪”、“跳河讨薪”、“爬上塔吊讨薪”，通过极端形式追求“眼球”效应，以引起“关注”，对于那些毫无社会资源的农民工而言，扩大影响以引起上级重视或舆论关注，无疑是一条无奈的捷径。现如今讨薪很简单，连对账单都不用了，爬塔吊，跪市政府，这些远比正常程序管用。而这会带来一系列恶性循环，至于恶果，也许才刚刚显现，如今年3月“四川阆中公审8名讨薪民工”。

因此，普及农民工劳动法律常识，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势在必行。政府应充分利用媒体向农民工宣传法律援助相关知识内容，宣传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方针政策，树立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意识和自信心，加强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建设，对恶意欠薪者加大法律惩罚力度；而农民工更应掌握基本的劳动法律法规常识，树立主动维权意识。当然，最核心的还是要让农民工维权的成本降低到他们可以和愿意接受的程度——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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