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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扩围再提速 对新业态从业人员将实施精准扩面

继2亿多农民工逐步纳入社保保障后,特殊贫困群体、新业态从业者开始成为社保扩围的新发力点,全民参保进入最后“攻坚期”。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日前在2017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9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下一步将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特别是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将实施精准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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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扩围、全民参保仍将成为2018年社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特殊贫困群体、新业态从业者正在成为社保扩围的下一个发力点。人社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游钧日前指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社会保险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在“入口处”降低门槛。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时,代缴保险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时,给予缴费补贴,帮助他们跨过缴费门槛,尽快将其纳入社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

而此次卢爱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实施精准扩面。“在全民参保中,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就是灵活就业和农民工群体,其中又以新业态从业人员为重点。”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包括电商、快递、各类私人顾问、职业游戏玩家等自由职业者,以及大量存在于餐饮、住宿、文娱等行业的自雇就业者等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正在快速扩大,这些群体就业灵活性高、连续性弱,分散而隐蔽,已有的社会保险参保规则很难适应。

“比如,失业保险要求最低缴费年限是1年,很多新业态职业没有雇主,个人收入也不稳定,参保存在难度。这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和管理能力提出很大挑战。”张盈华认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精准扩面,关键在“精准”,一方面,制度要精准,对那些阻碍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的制度内容要细化、分解和补充;另一方面,对象要精准,新业态从业人员就业分散、隐蔽、不连续,需要加强社区管理和经办服务,引导他们参保,在这点上,全面参保登记有助于精准扩面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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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积蓄发展后劲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我国出生人口却出现下降,引发广泛关注。官方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的1786万人、12.95‰有所下降。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出生人口略有下降,但从结构看“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正面效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减的大趋势下,我国促进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积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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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下降“一孩”是主因

2017年是我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

“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介绍,2017年,我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李希如分析,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除了近年来我国育龄妇女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也与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妇女生育意愿下降有关。

人口的趋势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在人口专家看来,生育意愿下降、人口总量增势减弱,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说,出生率下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抚养孩子成本增加、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城市化生活模式和文化观念转变等,都在导致出生率的趋势性下降。尽管这一长期趋势很难扭转,但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正面作用。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李希如说。

完善政策延长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下降态势,如何延长人口红利也是世界多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比比上年有所下降,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老龄化加深。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从2010年的34.2连续上升到2016年的37.9。

“人口学家预测,未来若干年后我国将出现人口负增长,过高的社会总抚养比将会拖累储蓄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陈玉宇建议,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人口配套政策,包括通过政府补助和税收政策鼓励生育,并对女性生育给予更多劳动市场政策法规保护、更长产假等,从而努力放缓人口高峰到来,延长我国快速发展的“窗口期”。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也表示,将做好出生人口监测预测,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努力推动解决群众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国人口红利尽管有所减缓但依然比较充裕。除了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外,还可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改进就业质量等办法延长人口红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提升人才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毛盛勇认为,要通过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提升人力资本,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经济发展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比于人口的‘数量红利’,应更多关注人口的‘质量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说,研究显示,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特别是机器人(20.190, 0.60, 3.06%)、人工智能的发展,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性在下降。

许召元认为,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下,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国要从教育制度、创新机制和人才培养方面入手,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加快培养新经济所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育我国人口“质量红利”新优势,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

瑞银中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正处于一轮创新热潮之中,人口红利将升级为“工程师红利”。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侯延琨说,我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是美国的五倍;研发人员薪资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工程师红利”可以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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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如何影响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价值链?

人工智能正成为当下全球商业资本角逐的风口,甚至被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作为社会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人力资源服务又将受到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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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必将重塑当下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服务模式和服务价值链,人工智能也将逐渐应用到人力资源服务业本身,让人力资源服务更加智能化,对行业的影响深远。

一、当下的规模化的蓝领服务业未来将逐渐出现定制化、小规模、精细化的服务需求;

当下中国的蓝领服务行业,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动辄成千上万的招聘和管理服务规模,在未来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随着全球工业化更加智能化,不少企业用工规模减少,必然出现越来越多的定制化、小规模、更具弹性的人力资源服务需求,特别是未来的蓝领服务业必然要面临这样的挑战。

二、就如互联网曾改变这个行业一样,人工智能也将改造人力资源服务业本身;

对于员工众多人数庞大的企业来说,作为价值服务商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当下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提供支持,比如考勤、薪酬福利体系管理等,而未来这些需要花费众多人力物力的工作将变得越来越智能化,人工智能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业本生的改造可能不亚于互联网。

三、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将更能体现对人才的重视和服务;

让人力资源管理如何从琐碎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一直是人力资源管理界多年来的核心观点,很多大公司也一直致力于此并以此构建更具战略价值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让员工得到更多的服务,但小公司苦于成本压力,无法聘用足够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来提升全方位服务,总是让自身陷入日常管理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未来的人工智能将替代不少事务性的工作,让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供更多包括员工职业规划、员工关怀等方面的价值服务。

四、未来人力资源服务业或将在人工智能的软硬件方面进行投资;

随着人工智能给行业带来的巨大变革,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或将在人工智能的软硬件方面也逐渐增加投资。这样的投资或许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人工智能软硬件的定制化需求,就如当初的信息系统配置一样,可能会直接采购以提升企业自身服务水平;另一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有着资金实力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可能就如当下互联网招聘行业自建研发团队一样,可能也会专门对适合本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研发。当然,这可能更多是在软件方面。

总之,人工智能趋势无法阻挡,全行业可能都将迎来巨变。对于行业来说也不是坏事,如何提供更具人性化和价值感的人力资源服务,也将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更具可能性。而这个行业,也可以更好地在商业和科技伦理方面提供更多价值探索。